David Bowie「柏林三部曲」:这座城市改变了他,并催

2020-08-13  阅读 269 次 作者:

一九七六年底,当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他的朋友美国歌手伊吉.帕普(Iggy Pop)首次抵达并落脚西柏林时,他们又再度落入从前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们那时开着一辆曾属于狮子山共和国总统的宾士敞篷车,在这座孤岛城市里四处巡游,或到选帝侯大道「乔的啤酒屋」(Joe’s Beer House)喝国王牌皮尔森啤酒(König Pilsener;简称KöPi),然后带着醉意,踉踉跄跄地跑到贫民窟或一些变性装扮者的酒吧,或前往以会员制经营的「丛林」(Dschungel)与「无限」(The Unlimited)等夜总会。在下榻的豪华旅馆——盖鲁斯大饭店(Hotel Gehrus)——的房间里,他们会观看警匪电视影集《警网双雄》(Starsky and Hutch)、莱芬斯坦的纳粹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还阅读小说《流浪者之歌》及《冷战谍魂》,并吸食古柯硷。

「一星期有七天:两天狂欢作乐,两天休息,以恢复体力,剩下那三天就从事其他的活动。」帕普曾这幺描述当时他们在西柏林的生活。这位前丑角乐团(The Stooges)主唱以及未来的「庞克摇滚」教父已因药物滥用而堕入深渊。他很想把自己从悬崖边拉回,但同时他似乎已準备让自己跳下这个深渊。

有一晚-是在柏林还是在洛杉矶,他们当中已没人记得-鲍伊开着某位经销商的车子载着帕普猛踩油门五分钟,然后开始在旅馆的地下停车场绕行,等到时速飙到一百公里时,他还声称要开车撞水泥墙,结束这一切,后来因为他突然踩煞车,轮胎便发出轧轧的刺耳声。等到车子的燃油耗尽而停止时,车上的朋友们也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

为了打败心魔,鲍伊需要外在的空间以及内在的稳定性,但他的妻子安姬(Angie)却已无法满足他在这方面的需求。安姬当时已与他长期分居,独自带着他们的儿子佐伊(Zowie)-后来改名为乔伊(Joey),然后再改为邓肯.琼斯(Duncan Jones)-住在伦敦或瑞士,因此,他的女助理蔻蔻便在轩纳柏格区一栋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的住楼里为他租下一间朴实的、位于二楼的公寓,正好就在少女黛德丽经常登上的那座跨越铁路线的人行铁桥-「朗恩谢特桥」(Langenscheidtbrücke)-不远处。

蔻蔻把这间公寓布置成鲍伊的私人艺廊,将屋墙漆成白色,以悬挂他创作的那些色调晦暗的绘画。她为鲍伊订购空白画布与油画颜料,并为他整理公寓,捡拾他丢在地板上的衣服以及散置各处的画作。在那幅鲍伊以萤光色描绘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画像下方,她坐在他身旁阅读尼采的哲学着作。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她还会跟他一起去参观专门展出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团体「桥派」画作的「桥派美术馆」(Brücke Museum),一起在那儿凝视基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柯尔维兹(Käthe Kollwitz)与艾里希.赫克尔(Erich Heckel)的作品。赫克尔的木刻版画〈罗奎洛尔〉(Roquairol)的主角摆出令人焦躁不安的姿势,强烈地呈现着精神错乱的状态,而后这个画作里的主角便成为帕普个人专辑《白癡》(The Idiot)的封面人物原型。

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粗犷的风格、大胆的笔触以及忧郁的情绪,成功地攫住一种稍纵即逝的感知以及鲍伊的想像力。他被葛洛兹(George Grosz)画作的毫无顾忌与那股蕴含的力量深深吸引。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那些扭曲、如骷髅般的人物画作也让他倾倒不已。他还曾在展览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埃贡・席勒的〈花园围墙内的一对恋人〉(Liebespaar zwischen Gartenmauern)这幅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生离死别的油画约一小时之久,并开始将它重新构思成往后一个更冷酷的战争以及柏林围墙的故事。

在柏林围墙旁边、位于柯特纳街的汉萨录音室(Hansa Studios)里,鲍伊为他的第十一张专辑《低迷》(Low)里的歌曲〈总是撞在同一辆车上〉(Always Crashing in the Same Car)进行混声。在那些阴郁的歌词里,他对于自己无力改变、对于虽抓住机会却仍陷入困境而感到绝望。没错!他个人的情况就如同这首歌的歌名:总是撞在同一辆车上。

事实上,鲍伊正在摆脱吸食古柯硷所导致的精神障碍,逐渐从极端的生活方式里找到一条脱困的出路。他既把自己视为一般人,却又认为自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穿着鬆垮的长裤与样式过时的衬衫,同时享受着柏林人对他的淡漠,因为没有居民会因为他的名气而在街上贸然打扰他。

有一晚,他突然在夜店一时兴起,主动上台演唱了几首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歌曲。然而,台下那些柏林观众却不解地耸耸肩,并要求他下台,因为预定演出的节目是一齣讽刺歌舞剧,而不是他的歌唱表演,儘管他当时已是名气响亮的摇滚歌手。鲍伊走下舞台、远离聚光灯时,会尝试作曲与绘画,并在这几年来头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喜悦以及因为获得解放与疗癒而出现一种很棒的感觉」。对他而言,柏林是「一座如此容易令人『迷失』、同时又能让人们在迷茫中『找回』自己的城市」。

鲍伊那时已察觉到,他的目标不只是要找到一种创作音乐的新方法,他其实更需要重塑他自己,或回到自己本身。为了歌曲的演唱,他已不再需要扮演什幺人物或角色。现在的他已经有勇气抛弃那些道具、服装及舞台布景。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鲍伊陆续推出了着名的「柏林三部曲」(Berlin Trilogy),其中第一张专辑就是简约主义风格的《低迷》(Low)。他在巴黎附近的埃鲁维尔城堡(Château d’Hérouville)开始录製这张专辑,歌曲内容不仅描绘阴郁、还表露内心如何排除这些暗影。

鲍伊把他那些受创的情感与铁幕里东欧的不确定性连结起来,并描述那些处于边缘的生命与场所。这张专辑中〈艺术十年〉(Art Decade)这首歌曲的内容是关于西柏林这座被共产势力包围、切断与世界联繫的孤岛,它的艺术与文化正一步步地走向衰败、却没有扬眉吐气的期待。〈住在地底的人〉(Subterraneans)唤醒了被禁锢的东柏林人灵魂,微弱的爵士萨克斯风乐音还激起人们对于过去的回忆。〈华沙〉(Warszawa)这首单曲则以近乎念咒的方式召唤共产主义的首都波兰,鲍伊以一种想像的斯拉夫语言歌唱,以凸显这个共产阵营国家的黯淡与凄楚。

《低迷》是一张能净化人们情感的音乐专辑,它是鲍伊、唱片製作人维斯康提(Tony Visconti)、吉他手卡洛斯.阿洛马(Carlos Alomar)以及复兴英国流行音乐热潮的音乐创作者布莱恩.伊诺(Brian Eno)通力合作的成果。伊诺素来被誉为「流行音乐界的爱因斯坦」,他曾表示,音乐人有必要创作一种音乐,「这种音乐可以让人们觉得它存在于世界上某个地方,且觉得它已立稳脚跟,完全适得其所」。

「我所有的歌曲都非常个人化,而且还混入一些夸张的诠释,因此,听众都能明白它们的意涵。」鲍伊曾在一九七○年这幺告诉英国流行摇滚音乐週报《旋律创造者》(Melody Maker)。

经过几年的纷纷扰扰后,鲍伊的创作模式已变得更精进。他在录音室创作一首歌曲时,首先会和三或四名乐手在节奏的音轨上尽可能即兴地互飙音乐。他会挑选歌声与音质能配合他嗓音的歌手以及能表现他作品所需某种气质的音乐工作者,而且在挑选合作伙伴时,总是可以激发出灵感。他给予他们创作的自由,同意他们-正如吉他手阿德里安.贝柳(Adrian Belew)所说的-「在独奏时,可以自行增添许多色彩与音响,并让自己融入音乐本身的形式与形态中。」

等节奏音轨的音乐製作完成后,鲍伊便以慢速播放它们,仔细斟酌它们的修改与替代,并再赋予某些音响效果。当处理音乐的观点需要改变时-比如从中挑出一条新的吉他音乐线,再配以萨克斯风或钢琴演奏-吞服古柯硷还可以让这些「润饰音乐的过程」更顺利,取得更丰美的创作成果,创作者可以因此而精神愉快、头脑清醒地彻夜工作,直到天亮都还精神饱满,还能继续工作不辍。总之,鲍伊的创作祕密在于:当创作已上手、已步入轨道之后,就持续地投入,不要停下来,等歌曲的音乐完成后,才着手撰写歌词。

「他现在在录音室里写歌词。他带着几个家伙一起进入录音室,起初脑子里只有四个词彙,一开始真的什幺也没有,只从这一丁点儿的想法出发。现在他正在录音室里创造这首歌,让它从无到有,逐渐成形。」前披头四乐团(The Beatles)主唱约翰.蓝侬(John Lennon)曾在一次访谈中语带讶异地提到鲍伊当时创作歌曲的情况。

鲍伊后来受到帕普那种充满冒险的工作风格启发。他曾在帕普身边看着他站在麦克风旁边,为〈中国女孩〉(China Girl)这首歌创作歌词。而后他开始模仿帕普这种创作方法,同时还採用美国小说家柏洛兹(William Burroughs)在文学创作中所运用的断裂、不连贯的技巧。他会随着灵感先快速记下一、两行,然后开启录音设备,随着录音带的转动即兴地创作。由于他的创作是先有音乐,然后再配上歌词,因此乐曲往往无法充分呼应歌词的意涵。

汉萨录音室本身另有阴暗的一面,吉他手阿洛马说:「并非什幺不祥的预兆,只是氛围里充斥着一种较为阴沉的气息……德国人、纳粹、柏林围墙、压迫。」二战期间,纳粹祕密警察「盖世太保」曾把录音室的演奏厅转做舞厅使用。一些纳粹高官,诸如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与许倍尔(Albert Speer),都曾在此婆娑起舞。时移世易,现在街道另一端是人迹阻绝的柏林围墙,东墙那里还有武装的东德边防警察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巡逻。

一九七七年夏天,鲍伊、伊诺与维斯康提正处于创作巅峰状态,于是展开《柏林三部曲》第二张专辑《英雄们》(Heroes)的製作。维斯康提带着新买的美国Eventide牌和音器-一台被称为「能与乐曲结构性交」的合声效果处理机-抵达汉萨录音室的第二工作室,伊诺则从英国带来他那个附有蓝色键盘与小型摇柄开关的公事包型合成器。他们为了製作一张新专辑,开始和四位主要乐手一起录音——之前曾合作的阿洛马、贝斯吉他手乔治.墨瑞(George Murray)、伦敦「克里逊王合唱团」(King Crimson)的吉他手罗伯特.弗利普(Robert Fripp),以及鼓手丹尼斯.戴维斯(Dennis Davis)。

维斯康提录下他们排练时演奏的音乐,这些录音通常已足以成为专辑的节奏音轨。伊诺则进一步调整并编辑这些录音,让这些乐手们翻看由他发明的「迂迴策略卡」(Oblique Strategies cards) ,以刺激他们进入新的思考,这些卡片的内容包括:「扭曲乐曲的速度与演奏的时间长度」「找出你习惯的方式然后捨弃它们」「什幺是最单纯的解决方法?」等。鲍伊和伊诺用一种狂热的飓风式能量在录音室里工作,他们就像一对举止古怪的教授,会以喜剧演员彼得.库克(Peter Cook)与杜德利.摩尔(Dudley Moore)的方式讨论音乐,然后爆出阵阵傻笑。

鲍伊几乎不吃东西,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后,会在黎明时分与伊诺一起回到豪普特街的家中,然后打一颗生蛋到嘴巴里,便倒头睡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到录音室继续未完成的工作。维斯康提则编辑乐手们即兴演奏所留下的录音,让它们成为完整的乐曲。

当专辑的器乐部分已录製、修剪并润饰完成后,鲍伊便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作词。那年夏天,他录下的头一批歌曲当中,只有一首仍属于器乐音轨的状态,尚未作词。后来鲍伊便独自坐在钢琴边,开始构想它的歌词,并把这首曲子命名为〈英雄们〉(Heroes),同时它也是这张专辑的标题。

维斯康提在录音室的演奏厅里摆放了三支附有电闸的麦克风。第一支离鲍伊二十公分,第二支在六公尺外,第三支则放在那间宽阔而阴暗的大厅后方,距离鲍伊十五公尺。当鲍伊的歌声超过一定的分贝量时,麦克风上的电闸就会开启,迫使他提高音量嘶喊,同时还可以录下这个大空间的自然迴音。当维斯康提在调整音响的层次时,鲍伊就在一旁继续撰写歌词,往往在几次沉思之后,灵感便泉涌而出。

当那首歌的歌词写到一半时,他便要求维斯康提离开,让他可以和那架钢琴以及脑子里的思绪单独在一起。维斯康提便趁这个机会溜出录音大厅,沿着科特纳街走去,然后和这张专辑的合音女歌手安东妮雅.玛丝(Antonia Maaß)碰面。玛丝是维斯康提的情妇,鲍伊当时还从录音控制室的窗户看到他们在柏林围墙边拥吻着。

两小时后,鲍伊的主唱已录製完成,他和维斯康提便开始为这首歌曲添入合音的背景歌声。由于〈英雄们〉的歌词内容提及一对年轻男女曾被东德边防军开枪射过他们的头顶,因而变成了柏林的摇滚圣歌。一道低沉而充满勇气的音墙由于带着深刻的情感而显得热情似火,并配上变化莫测、金属声响的节奏,其中一部分的锤击声还是维斯康提拿着工作室的一只菸灰缸敲打出来的。〈英雄们〉这首实验摇滚歌曲后来一而再地被人们视为流行音乐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单曲之一,它甚至对十几年后柏林人推倒柏林围墙产生了催化作用。鲍伊则把这张专辑以及「柏林三部曲」的其他两张专辑称为他的DNA。

许多人为了追寻而来到柏林,但他们求索的目标往往是他们自己。鲍伊后来在柏林找到了自我,并让自己从耽溺中抽离,不再扮演那些虚假的角色,而且不再像许多乐坛的前辈,仍陷入自己招致的迷思当中。「我是来自伦敦南边布里克斯顿区(Brixton)的大卫.琼斯,我想搞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在搬离柏林之前曾以饱满而温暖的声音说道,当时他的体重只有一百三十磅。「但我却没有勇气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去面对观众。如果要面对那种谄媚奉承、那种压力,需要惊人的勇气才不会被击垮。」

柏林这座城市改变了他。他已呈现出他自己:一位才气纵横、寻求更明确未来的反抗者,而非奇异的、来自外国的超级巨星。

►这位纳粹御用女导演懂得如何操控观众的情感,并让他们的意志与希特勒的意志合而为一

书籍介绍

《想像之城 : 与二十三位经典人物穿越柏林五百年》,麦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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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里・麦克林(Rory MacLean)

本书透过五百年来发生在柏林的二十三个生动鲜明人物故事,呈现该城缤纷多元之历史。我们将看到:一位欲跻身上流社会的青楼女子,如何将自己塑造成娇贵仕女;德国老牌女星玛琳.黛德丽如何夸示自己的性感;纳粹头子希特勒如何幻想将首都柏林打造成超级城市「日尔曼尼亚」;传奇歌手大卫.鲍伊如何在其中优游歌唱。

从政治家、国君,到摄影师、建筑师、舞蹈家,乃至歌手、演员、剧作家,代代行过的身影,刻镂柏林伟岸风迹。这座传奇之都曾在二战期间遭盟军炸毁,战后 又被柏林围墙一分为二,随着东、西德统一才又合而为一,重获新生。柏林人所发出的生命感触,至今依然在此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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